而设置的反间机构。
除了这些防范措施外，宋朝还对边防军机图书发行与流通加以限制。
因为书籍是信息的主要载体，其所载信息包罗万象，难免不会涉及到有关guojiai的政治、经济、军事信息，而这一方面正是敌对国想方设法所要得到的重要情报。
因此，涉及到边机的图书除了作为商品流入外邦外，周边国家也都利用一切机会搜集此类图书。
如夏人为了买书，多次以策马数十匹作为酬值。
辽使也利用出使机会在东京与宋朝商人“私相贸易”。
使宋朝涉及边机军事的图书大量流入境外。
故如何完善边防图书与情报的控制制度，防止机密外泄，成为宋朝反间谍工作的重要内容。
边防政治、军事情报的外泄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败、边防的稳定、国家的安全，对此，两宋政府多次下诏，颁布令。
而北宋时期所禁图书的类型重点在于士大夫的文集。
因为宋朝以崇儒右文而著称。
士大夫享有的社会、政治地位之高，是其他时期所无法比拟的。
这也相应的激发了士大夫的参政热情，他们的忧国忧民之心，拳拳报国之志随时随地体现在他们的言行之中，这一思想也理所当然的流露在文集之中。
因此，士大夫的文集中多有其政治见解的直接表露，内容或往往涉及到guojiai，如果输入境外，很可能成为guojiaan的隐患。史载，“北戎和好以来
澶渊之盟}，岁遣人使不绝，及雄州榷场，商旅往来，因此将皇朝臣僚著撰文集印本传布往彼，其中多有论说朝廷防遏边鄙机宜事件……”。
大量内容涉及边防军机的书籍源源不断的流入夏、辽境内，引起了宋朝君臣的高度重视。
欧阳修就曾对此问题提出过担忧，“臣窃见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为《宋文》者，多是当今议论时政之言。其首篇是富弼往年让官表，其间陈北虏事宜甚多，详其语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不知事体，窃恐流布渐广，传入虏中，大于朝廷不便”。
苏辙也曾指出“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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