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塞外》(今译《在流放中》)。
还有就是1909年包天笑译《六号座》(《六号病房》)发表于《小说时报》。
以及1916年陈家麟和陈大橙合译的，契坷夫短篇小说集《风俗闲谈》，高尔基的名篇《鹰歌》(今译《鹰之歌》1908年5月由天锐译出并发表了《奥西》第4期。
而在1916年，刘半农又翻译了高尔基的《二六人》前半部(发表于〈小说〉2卷5号上。
此后一年，也就是1917年，周瘦鹃又译其小说《大义》(即高尔基的《意大利童话》中第十一篇)。
而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此时也逐渐被译介，中国读者由衷喜爱这位伟大的文学大师并钦佩其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道主义情怀。
像是1900年上海广学会出版的《俄国政俗通孝》中就首次捉到了托尔斯泰的《战争和平》一书。
1903年单士厘(1858-1945)在《癸卯旅行记》一书中介绍托翁及其影响。
1904年闽中寒泉子在《福建日日新闻》中文《托尔斯泰略传及其思想》，论及托翁与中国传统思想的联系，指出:“托尔斯泰以爱为其精神，从世界人民永远之平和为其目的，以救世为其天职，以平等为平和之殿堂，以财产共通为进于平和之阶梯”
而1905年留俄学生张庆桐以其译作《李鸿章》与托尔斯泰有书信往来。
1906年辜鸿铭写的《尊王篇》和《当今，皇上们，请深思～—论俄日战争道义上的原因》两书寄给托翁，得到了他高度的评价。
1907年后托翁作品开始被译介中国。
1911年热质翻译托翁的《蛾眉之难》;1914年，马君武翻译托翁代表作之一:《心狱》(今译名《复活》)。
1917年陈家麟和陈大澄译他的另一代表作《安娜小史》(今译《安娜-卡列尼娜》)(据英译书转翻译)。
同年朱世溱又译其军事小说《克里米站血录》。
到了1918年，林纾和陈家麟又译其自传体三部曲《现身说法》(今译《幼年-少年-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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