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的玻璃幕墙反射着晨光，刺得人眼睛发酸。有一辆洒水车从路边经过，水雾在阳光里架起一弯很淡的彩虹。
“我当时想问你，”苏砚的声音很轻，“不当律师，你想做什么？”
陆时衍没有马上回答。他的手搭在方向盘上，指尖一下一下地敲着皮质的包套。敲了大概七八下，停了。
“开一家书店。”
“书店？”
“很小的那种。不用太大，能放下七八个书架就行。书要自己选，不卖畅销书，不卖成功学，不卖那些教你‘三十岁之前一定要懂的五十个道理’。就卖一些老书，旧的，被人翻过的，书页泛黄的，上面有上一个读者的批注，不知道是谁写的，但能看出他很喜欢。我想卖的，是那些别人真心喜欢过的书。”
苏砚看着他。
这个人在法庭上能把对方的证据链拆得七零八落，能用最冷静的逻辑把对手逼到墙角。但他说起一家不存在的书店的时候，眼睛里的光，比他在法庭上的任何时候都亮。
“那你为什么要当律师？”
“因为有人在破坏这个世界上值得被守护的东西。我爸以前常说一句话，他说一个社会法治好不好，就看那些最普通的案子、最普通的人能不能得到一份公道。他自己是个基层法官，审了一辈子的案子，能拿出手的最大的官，就是交通局的副处长。但他每次下班回来，坐在沙发上喝着我妈给他泡的茶，都会很满足地说——‘儿子，爸今天又做了一件对的事’。”
他顿了顿，声音变得很平。
“他退休那年，被他判过的一个当事人从外地专程过来看他，带了一篮子鸡蛋，说您当年判我那案子，我记了十年。不是记恨，是记恩。那篮子鸡蛋，我爸舍不得吃，放冰箱里放到坏了都不肯扔。”
苏砚轻声说：“后来呢？”
“后来他生病，走了。走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时衍，当法官和当律师，位置不一样，但做人的道理一样。该守住的，一步都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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