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从何出？必是其麾下私兵部曲！粮草从何而来？必是西川、山南本地赋税，或朝廷另行拨付，或……纵兵抢掠！战事一起，黔州乃至周边州县，军政大权，谁为主宰？必是平乱之节度使！其可借此名正言顺地扩充兵力，掌控地方，干预民政，甚至勒索朝廷钱粮！ 乱平之后，其功高盖主，朝廷如何赏赐？加官进爵？其权柄更重！若不厚赏，恐生怨望。此非平乱，实乃纵虎为患，授人以柄！”
李昭德也接口道：“刘相所言，绝非杞人忧天！昔日魏晋南北朝，朝廷式微，往往倚仗方镇出兵平乱，结果如何？乱未必平，而方镇愈强，终成割据之势，前车之鉴，历历在目！今我朝府兵虽弛，然中枢犹在，岂可自蹈覆辙？此例一开，日后但凡稍有内乱外患，朝廷无兵可派，难道次次都要仰仗这些节度使？久而久之，朝廷威信何在？天子威严何在？”
反对调藩镇兵平乱的理由，直指核心：这将进一步强化节度使的军权、财权、政权，使其更加尾大不掉，甚至可能借平乱之机，将势力扩张到新的地域。 这无异于承认朝廷无力直接维护统治，必须依靠地方军阀，是中央权威的巨大挫败，也是向“藩镇割据”的深渊，又滑近了一步。
支持调兵的大臣则反驳：“刘相、李公此言差矣！黔州獠乱，迫在眉睫，难道要坐视其荼毒生灵，蔓延成燎原之势？朝廷无兵可派，乃不争之实。难道为了防备节度使坐大，就要眼睁睁看着叛乱肆虐，损我疆土，害我子民？此岂非因噎废食，拘泥不化？况且，刘延嗣、张守瑜，皆受国恩，岂会人人皆是乱臣贼子？朝廷正当用人之际，自当示以信任，用之平乱。乱平之后，或可重加赏赐，或可明升暗调，徐徐图之。岂可因疑生变，自缚手脚？”
双方各执一词，在朝堂上激烈辩论。一方着眼于眼前的现实威胁，认为平息叛乱是当务之急，利用藩镇是不得已而为之，甚至可以通过事后的政治手段加以控制。另一方则着眼于长远的根本威胁，认为依赖藩镇平叛是饮鸩止渴，会加速中央权威的流失，必须不惜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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