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字图，发出清脆的跟读声。他们的父母，可能是小贩、匠人或城郊农户，拘谨地站在门外向里张望，脸上交织着期盼与自豪。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乐见其成。几个穿着体面、显然是世家子弟的年轻人，带着挑剔的目光在馆内逡巡。其中一人拿起一本“官营印书馆”统一印制的《论语集解》，翻了翻，撇嘴道：“字虽整齐，然匠气过重，失却笔墨神韵。且这注解，只取朱、郑几家稳妥之说，全无新意，更缺先贤精微之论。如此书籍，泛滥于世，恐使后学浅尝辄止，以为学问不过如此。” 另一人则指着不远处一个正埋头抄录《史记》选篇的寒士，低声道：“阿堵物（指那寒士）倒也用功，只是这馆内鱼龙混杂，喧哗难免，实非静读深思之地。家中藏书楼，清幽雅静，方是读书所在。”
他们的议论，代表了一部分高门子弟的态度：矜持，优越，略带不屑。公立图书馆提供的，在他们看来只是“大路货”、“普及本”，真正的学问精髓、珍本善本、独家注释，依然藏于他们的高门深院之中。但他们也隐隐感到，那道将他们与“庶民”区隔开来的、由知识和文化筑起的高墙，正在被凿开一个巨大的缺口。
长安崇文阁的成功建立与火爆运行，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和样板。朝廷政令配合着实际榜样，开始向全国推行。
在洛阳、扬州、成都、江陵、广州、汴州等大都会，规模稍小的“州立公藏阁”相继建立。它们多利用旧有官舍、寺庙余房或新建简易馆舍改造而成，藏书规模虽不及长安，但经典、正史、实用书籍大体齐备，同样对本地士民开放。尤其是在文风鼎盛的江南、蜀中，公藏阁甫一开放，便读者云集，甚至需要限制每日入馆人数。
在一些富庶的县，如苏州吴县、越州山阴、宣州宣城等地，“县立公藏阁”也艰难却坚定地建立起来。县令或许将之视为一项政绩，或许迫于上命，但无论如何，一座座拥有数千卷藏书、对本地士子开放的“书库”，开始出现在县衙、学宫旁边，成为当地新的文化地标。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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