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尊一神”可能威胁礼法秩序的疑虑。
永昌八年秋，经过数月的准备、沟通与观察，约翰主教认为时机趋于成熟，遂通过鸿胪寺正式上书，恳请天后陛下恩准景教“于两京及通都大邑，建立寺院，翻译真经，教化信众，以彰陛下怀柔远人之德，亦显中夏兼容并包之量”。奏表中，他极力淡化其宗教的排他性，强调其道德教化功能，并再次承诺遵守大唐律令，绝不干预政事民俗。
这份奏表，如同一块试金石，投入了朝堂的静水之中，引发了新一轮的、更加深入的思想碰撞。
朝议之上，意见纷纭。
支持者（主要是鸿胪寺官员及部分对“远西”事物持开放态度的官员）认为：我大唐国力鼎盛，文化昌明，正应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昔年佛教东来，亦经历代高僧译经弘法，方成今日之盛。景教自远西来，其教义既劝人向善，其僧侣亦通晓技艺，允其建寺译经，限制在蕃坊胡商及自愿信奉者中传播，正可彰显天朝上国“声教讫于四海”的恢宏气魄，亦是怀柔远人之策。况且，其声称通晓天文历算、医药之术，或可补我之不足。
反对者（以国子监祭酒、部分儒家正统官员及一些佛道高僧为代表）则忧心忡忡：儒家敬天法祖，佛道各有根源，皆已深植人心。此“景教”源自绝域，所奉“天尊”与我华夏昊天上帝、道教元始天尊是否一物，尚未可知。其教义“独尊一神”，不拜祖先，不祀鬼神，恐败坏风俗，淆乱人心。且夷狄之教，言语侏离，礼仪怪诞，若任其流传，恐“以夷变夏”，动摇国之根本。昔孔子作《春秋》，严华夷之辨，岂可轻易允许夷教流行？至于其所谓技艺，奇技淫巧而已，何足道哉！
李瑾的态度则更为务实和具有选择性。他在私下与武则天奏对时言道：“母后，儿臣细阅其部分译经文稿及所呈西学概要，其教义内核，无非劝善戒恶，忠于君王，于教化百姓，或有些许裨益，只要严加管束，不使其干预我朝政事、诋毁圣教，似无大碍。然其价值，更在其所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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