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到长子李琮那温吞甚至有些懦弱的性子，能否在母亲百年之后，守住这革新未竟、内外仍存隐忧的江山？能否理解并继续推进那些他与母亲、昭儿都视为毕生事业的新政？他毫无把握。昭儿遗稿中那句“宗室子弟，若才堪用，当量才委任”，像一根刺，扎在他的心上。对宗室子弟尚且要“量才委任”，对未来的国君，难道反而不需要“贤能”吗？
这时，魏元忠出列表态。他素以果敢务实、支持新政著称，沉声道：“狄相、王尚书所言，固有道理。然臣以为，事有经亦有权。 立嫡立长，固为常经。然若长者才德不显，难当大任，而强立之，是爱之实害之，亦非社稷之福。昔太宗皇帝英明神武，岂是拘于常例？储君之选，关乎天下兴亡，非一家一姓之私事。 当以社稷为重，以贤能为先。 皇长子琮殿下，仁孝可嘉，然秉性……稍显柔弱，臣恐其难以应对将来之复杂局面。其余皇子，年岁尚幼，固可观察。然观察需时，而国本不可久悬。臣愚见，不若明诏，暂不立储，而令诸皇子皆入弘文馆、崇文馆，择良师教诲，并观其政事见解。待其稍长，才德显露，再行定夺。 此虽非成例，然或可于稳定中求贤能，两全其美。”
魏元忠的话，显然更符合武则天与李瑾此刻内心的倾向——不急于决定，扩大观察范围，以“贤能”为潜在标准。 但这无疑是对“立长”传统的重大挑战。
宗正卿，掌管皇族事务，闻言眉头紧锁：“魏相之议，看似两全，实则隐患颇大。诸皇子皆有机会，则人心思动，各树党羽，祸起萧墙之兆也。 且陛下、太子殿下春秋正盛，此时言‘观察’，尚可。然……” 他欲言又止，但意思很明显，皇帝和太子年事已高（武则天此时已年过七旬，李瑾也年近五旬），时间未必充裕。
殿内陷入了短暂的寂静，只有冰鉴中冰块融化的细微声响。几位重臣的意见，清晰地代表了朝中几种主要势力：守礼法、求稳定的“立长派”（狄仁杰、礼部尚书）；务实、重才能、倾向“选贤”或至少是“缓议观之”的“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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