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诉讼时效的措施，包括公有物权和私有物权一同保护：一是提出返还原物请求权，应当由民法通则的2年时效修正为20年时效；二是排除妨害请求权，一般认为不会发生时效之适用问题；三是消除危险请求权，一般说来，不适用诉讼时效。（张新宝《物权保护的几个主要问题》载《物权法名家讲座》第184～187页）
以上这些措施，虽然比民法通则进步了些，但还是存在一定问题。首先，过去在保护国家财产时，一般采取利用公法和公诉的渠道进行，也有的国企被当作民商事主体利用民法和民诉的渠道进行，无论是采取什么渠道进行，但保护国家财产和公共利益的措施一直是优先级的措施，能否将公法的诉讼时效统一到物权法诉讼时效上来？
其次，许多人认为保护国家财产是多管齐下，又得到国家公权力的优先照顾，好像保护国家财产比保护私人财产容易。其实不然。国家财产不仅来自私权私利的侵害，而且还来自“公权公利”（假公济私的权利）本身的侵害。私有财产是私人亲自管领，财产关系并不复杂，而国家财产往往是多头管领，财产关系非常复杂。就是说，国家这个权利主体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强大，实际上很弱势。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权利受到侵害”这个关键的诉权关系上，国家财产被侵害的已知点比私人财产被侵害的已知点要朦胧得多。在这一点上讲，财产保护的天平，向国家财产倾斜是完全合理合法的。
其三，由于国家财产的保护往往处于弱势，有史以来，国家财产被侵害的规模与数量最大，问题最为突出。如中国在改制过程中，仅仅十几年时间，按照经济学家郎咸平的说法，国有财产损失高达13万亿元；按照经济学家胡鞍钢的说法，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因腐败造成的损失，每年高达1万多亿元；按照经济学家吴敬琏的说法，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因腐败造成的损失，每年高达5～6万多亿元。以上3个数字是交叉统计的数字，不能累加，但足以令人怵目惊心了。有鉴于此，国家财产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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