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在法定留置权和意定留置权中进行恰当的选择。
本法之留置权规定，条款相对较少，民事留置权和商事留置权、特殊留置权同时并举，给予当事人以相对的自主权。留置权的设立，即使是法定留置权亦采意思自治主义，因为法律与法律关系仍然是指导性和建设性的，不能如制度物权法那样的绝对化。留置权的行使与消灭，仅规定大体上的范围。尽管留置权是高端的特种担保物权，有强制性的一面，仍然留有弹性的空间。
3．抗辩性
民法史上，留置权滥觞于罗马法的恶意抗辩与欺诈抗辩的拒绝给付权。债权人到底是否应该留置债务人的财产？留置权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形下可以设立和行使留置权？对于恶意抗辩与欺诈抗辩如何界定？如何保全债权人的既有权利？法律给予了明确回答，支持债权人的留置权，反对债务人的恶意抗辩与欺诈抗辩，以便于定分止争。在这里，留置权的强制性充分发挥作用了。
我们可以看到，《物权法》关于动产质权被限制的条款很多，而关于留置权被限制的条款很少，物权的天平和债权的天平有意识地向留置权人倾斜，最大限度地保障留置权人的合法权益。
4．可抵销性
留置权作为高端担保物权，以充抵债权为使命。法律关系上为这种抵销权广开绿灯。用留置权来抵销主合同之债和担保之债、不当得利之债、无因管理之债或者侵权之债，其法律效力比其他各种担保物权更加积极而富有成效。
留置权与抵销权，均源于罗马法的恶意抗辩权，同为维护公平而设，而留置权在占有标的物基础上以物的价值为中心抵销债权，比抵销权更具有法律效力。
5．可融通性
留置权作为一种适应能力很强高端担保物权，并不刻意划分民事留置权、商事留置权和特殊留置权，因为三者之间是可以融通的，其法律关系也是可以融通的。中国的物权法、民法通则和其他许多的民法本来是民商合一的，于是乎，你中有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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