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制定的物权法，首先是与其相应的社会经济制度相关联的，其次是是与其本国国情相关联的，甚至于物权操作技术因受政治牵连也有一定的差异。
法律是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的，故各国物权法或多或少地带有各种色彩的政治倾向，而物权操作技术只不过是作了一些改良而已。为了改良人与人之间的物权关系，西方国家也由早期的“所有权绝对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论”很快升级到了“所有权相对论（限制论）”，不再一味追求“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化倾向。
西方国家在制定民法典包括物权法时，也充分考虑到物权法之执行效力、对抗效力及其他效力问题。他们主要是从限制财产所有权开始入手的，任何违反“私法”和“公法”的财产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他们的物权法也或多或少地与制度物权法有一定的关联。就是说，他们的物权法也不是单纯的、孤立的物权法。
如德国、瑞士、法国、意大利、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在界定财产所有权时，千篇一律地不忘记在法条上冠上“不违反法律”、“在法律规范的限制范围内”、“但法律或条例禁止使用的除外”、“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并且在遵守法律规定义务的前提下”、“于法令限制的范围内”（日本、中国台湾的完全相同）。
应当注意的是，西方国家对于财产所有权的限制，虽然是从民法（私法）角度来规范的，具体到财产的取得、变更、转移与消灭等，不仅仅是受民法限制的，同时是受公法限制的。
所谓的法律、条例、条令等，并不是仅仅限于民法的范畴。那么，中国作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私人和其他人的财产所有权受公法限制的情形就更多、更复杂些了。
申言之，由于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中国物权法之执行效力、对抗效力及其他效力问题，受政治物权法或者制度物权法制约的程度要大一些，西方国家要小一些。
不过，西方福利社会主义国家比西方非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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