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应有尽有，限制、禁止流通领域的财产自然是特殊保护之列，即使是一般流通领域中的财产也有一些重点保护之列。国家财产全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很大一部分是直接以分配方式从国库中流向私人，另有一部分需要持续不断地为整个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品，不断地巩固国防和持续发展公益事业。
殊不知，国家法人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义务远远大于一般公民，中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口大国，经济基础又一直很薄弱，贫困人口基数很大，光依靠富人来搞慈善事业几乎是杯水车薪。随着城市化、老龄化和公益化社会的到来与延续，国家法人的负担是越来越重，越来越不堪重负。问题在于，国有财产的流失于30多年来一直是全社会最大的焦点难点问题，必须在各个法律体系中协同加强努力解决这方面的各种问题。
总之，“公共利益保护主义和国有财产中心论”原旨，所释放的信号永远体现为“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与宪法规定的“一体化保护”规则完全一致，而且必须是“平等保护”的前提条件之一。
纵观人类社会的法制文明史，“公共利益保护主义和国有财产中心论”原旨完全是普世价值观，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是普遍适用的，只不过是轻重缓急程度不同而已。长期以来，历代刑法中关于盗窃公共财产与盗窃私人财产的办法是不相同的，往往会被判处更严重的刑罚“罪加一等”，而且犯罪分子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也不允许以其他方式“私了”。
及至现在，看看中国现行的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以及行政法、行政处罚法等，财产公法中关于保护国家财产的重点项目非常之多，制裁与惩罚力度非常之大。既然物权法也是系统性的财产权法，也应当向公众告知这种法律关系和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否则，会导致一些人产生错觉与误解，犯下不该犯（本可避免）的法律责任。到头来，那些空洞的“平等保护”不但无济于事，而且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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