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地表现出了对华夏证据相当程度的认可：“我必须承认，陈教授和林教授展示的证据链，尤其是那些流散海外的技术文献，对我个人的研究构成了挑战。过去我们习惯认为某些关键技术概念是文艺复兴后欧洲的‘再发现’或独立发明。但现在看来，至少存在一条此前被严重忽视的、从东方流向西方的知识传播路径，其时间可能早于我们的传统认知。这要求我们对全球科技史叙事进行重大修正。”
最后，是柯林斯教授。他轻轻调整了一下话筒，脸上依然保持着得体的微笑，但眼神锐利了起来。
“非常感谢东道主展示如此丰富的材料，”他的英语带着优雅的牛津腔，“毫无疑问，华夏文明有着令人惊叹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成就。然而，”他话锋一转，“我不得不指出，几位发言者试图构建的，是一种基于‘华夏中心’连续观的‘例外论’叙事。这种叙事，在方**上，潜藏着将自身文献记载和历史建构绝对化的风险。”
他稍稍提高了音量：“历史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其基石是批判性史料分析、跨文明比较，以及对任何单一叙事保持警惕。华夏的文献系统固然庞大，但其本身也是历代权力构建的产物，需要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解构。例如，明代编纂《永乐大典》，固然是文化盛举，但难道不同时也是权力集中背景下，对知识进行标准化、甚至可能隐藏或抹除异见的过程吗？将这样的文献系统视为不容置疑的连续证据，是否落入了传统‘圣典史学’的窠臼？”
他继续攻击基因证据：“人类基因组研究是强大的工具，但解读需极度谨慎。单倍群的分布可以提示迁徙，但无法直接等同于文化认同或文明主体性。历史上，征服者融入被征服者基因池是常见现象。仅仅基因连续，不能自动证明文明核心未曾经历断裂或主导权转移。”
最后，他针对那些流散文献：“至于那些所谓‘东方来源’的手稿，在严格的文献鉴定、 provenance（来源）考证完成之前，尤其是在缺乏从东方到西方传播路径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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