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中间环节的实物证据链之前，过早下结论是危险的。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抄写员借鉴、模仿甚至虚构‘异域智慧’的例子并不罕见。我们不能看到汉字或类似东方的图案，就断言其必然源于华夏，这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东方主义’想象。”
柯林斯的发言，条理清晰，直指华夏学派方**的核心软肋——对自身传统文献系统的批判性不足，以及跨文明证据链的绝对严谨性要求。他的话语赢得了台下不少西方学者，甚至部分亚洲学者的点头或低声赞同。会场内支持华夏学派和坚持传统西方范式的两派观点，第一次在如此高规格的国际平台上形成了尖锐的对峙。
陈思源面对柯林斯的质疑，并未露出愠色，反而在对方发言结束后，要求再次简短回应。
“感谢柯林斯教授的深刻质疑，这正是学术对话的价值所在。”陈思源平静地说，“关于文献批判，我们完全同意。研究院的一项重要工作，正是利用现代数字人文方法，对华夏古籍进行大规模的版本校勘、异文分析与编纂语境还原，并非全盘盲信。但批判的起点，应是文献本身，而非预先假设其‘必然为权力虚构’。关于基因证据，我们强调的是‘连续性’这一客观现象，并寻求与文献、考古证据的互证，而非简单的基因决定论。至于流散文献，柯林斯教授要求完整的传播链证据，这很合理。这也正是我们下一步国际合作研究的重点。但与此同时，”他话锋一转，目光扫过全场，“当我们审视某些被奉为西方古典文明基石的巨著时，是否也曾以同样苛刻的标准，追问过其羊皮纸来源、抄写员网络、以及从‘湮没’到‘重新发现’之间那漫长的、缺乏实物证据的空白期？”
他没有直接点名，但所指不言自明。会场内响起一阵压抑的嗡嗡声。许多学者听出了弦外之音——这是在含蓄地将质疑的矛头，反向指向西方自身的古典学术传统。
研讨会的第一场交锋，就在这样表面礼貌、实则刀光剑影的氛围中暂告段落。争论没有结果，但战线已经清晰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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