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后,最新成功破译的几十个过去未释读的“疑难字”成果展示。其中几个字被高亮,并关联到《尚书》、《周易》等传世文献中过去存疑的文句,新的释读使得这些文句豁然贯通,并与考古发现(如祭祀坑位、器物组合)形成了完美互证。
“这些破译,并非孤立猜测,而是建立在庞大数据库、字形演化规律和跨语境关联分析的基础上。它们反过来证明,华夏早期文字系统本身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可追溯性,其记载的信息,是可以被客观检验和逐步解读的‘硬数据’。”梁珩语气中带着一丝自豪。
右边屏幕,则开始播放一段动态可视化演示。它模拟的是以拉丁字母书写的某段“古典文献”,在假设的、缺乏中间实物证据链的六百年“黑暗时代”传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信息熵增”过程:由于抄写错误、方言音变、单词拼写流变、甚至有意无意的增删,经过几十代模拟抄写后,原文的信息面目全非,许多关键词的含义彻底改变或丢失。
“这并不是说拼音文字系统没有价值,”梁珩总结道,“它们在记录语音、适应多语言交流方面有巨大优势。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在承担‘超长时段文明核心记忆载体’这一特定任务上,表意汉字的稳定性与抗信息衰减能力,具有独特的、乃至不可替代的优势。这种优势,是华夏文明能够保持文献记忆数千年基本连贯、为‘连续性’叙事提供底层技术支撑的关键因素之一。忽略或贬低这种文字载体的特性,去谈论‘历史真实性’或‘文献可靠性’的比较,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科学的。”
梁珩的发言,将争论从抽象的理念拉到了具体的、可量化分析的技术层面。许多西方学者,尤其是研究古典学和文献学的,陷入了沉思。他们无法否认汉字稳定性的事实,也清楚自己研究中面对中世纪手稿时,那些因语言流变带来的无尽困扰和不确定性。
柯林斯教授这次没有立刻起身反驳。他眉头紧锁,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面前的笔记本。梁珩关于“篡改成本”和“信息保真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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