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气？”美国代表，一位擅长国际法与文化政策的教授，摇了摇头，语气带着某种“现实主义者”的无奈，“苏博士，您谈伦理，我们谈现实。现实是，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全球文物分布现状，是复杂历史的产物，其中涉及战争、贸易、赠与、购买等多种形式。用今天的技术和伦理标准，去简单粗暴地审判历史，是否公允？更现实的是，大规模文物归还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对博物馆运营、学术研究、公众教育乃至国际关系的冲击，您和您的算法，是否已经充分模拟并准备了应对方案？还是说，这本质上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诉求？”
“文化民族主义”的标签被抛出，会场气氛顿时更加微妙。一些来自其他文明古国如埃及、希腊、墨西哥的代表，脸上露出复杂的神色。他们本国也有大量文物流失海外，对中方的倡议有天然共鸣，但也警惕被卷入大国间的博弈，或担心新的规则体系是否真的能惠及自身。
苏瑾感到压力如山，但她稳住了心神。她想起临行前陈思源和林薇的叮嘱：“这不是一场能轻易取胜的辩论。我们的目的不是说服所有人，而是撕开一道口子，让另一种声音、另一种逻辑，进入这个长期被旧思维垄断的场域。”
“教授，我们并非要否定历史复杂性，也非主张简单的一刀切。”苏瑾的声音提高了一些，带着研究员特有的执着，“我们只是认为，在人类文明迈向更强调责任、透明与修复性正义的时代，我们有能力、也有责任，运用新的工具，对历史遗留的伤痛进行更精细的审视和更负责任的回应。‘文明算法’的模拟显示，基于证据和协商的、渐进式的文物回归与共享，不仅不会摧毁博物馆和文化交流，反而可能催生基于真正平等尊重的新型国际合作模式，激发更深层的文明对话与研究。至于‘文化民族主义’……寻求自身文明的记忆完整与尊严，是所有民族的天然权利。当这种权利建立在实证与普世伦理的框架下时，它不应被污名化，而应被视作文明间健康关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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