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定议题，掌握主导权。而‘普罗米修斯’在坐标区的动作升级，以及那组神秘的第三方痕迹，说明除了我们和‘普罗米修斯’，还有其他眼睛盯着那里，可能知道得更多，行动也更隐秘。”他顿了顿，目光锐利起来，“这不再只是文物归属的谈判，甚至不只是文明源头的探索。这是一场围绕‘文明定义权’、‘历史解释权’和‘未来资源/知识发现权’的多维度、立体竞争。GMA要维护旧有的文化权力秩序，‘普罗米修斯’可能寻求颠覆性的物质或技术优势，而那神秘的第三方……目的未知。”
“我们的策略需要调整。”陈思源总结道，“对GMA，不能简单拒绝其‘研究计划’邀请。那样会被污蔑为‘封闭’、‘不合作’。我们要派出最精干的团队，深度参与进去，从内部提出我们的技术方案和伦理思考，争夺标准制定的实质影响力。同时，加速推进我们自己的‘全球文物数字身份平台’原型建设，用事实和更开放的态度，形成对比和竞争。对于坐标区……”他看向林薇和地质学家，“‘探源一队’必须尽快、但务必谨慎地进入核心区进行初步验证性勘探。我们需要确凿的一手证据，来判断那里到底有什么。赵海川同志那边，必须加强对‘普罗米修斯’的监控和限制，并全力追查那组神秘痕迹的来源。必要时，可以‘科考环境保护’或‘防止非法勘探’为由，划定临时禁区。”
会议结束后，陈思源独自留在分析室。他调出了“文明之心”生成的另一个关联分析报告，标题是《基于长周期文明演进模拟的“超常遗迹”潜在社会影响评估》。报告用冷静的语言推演了数种可能情景，从“无害的古代地质奇观”到“蕴含未知风险的技术遗存”，再到“可能颠覆现有历史与文明认知的信息载体”。每一种情景下，都附带着对国际关系、社会心理、科技发展乃至全球治理结构的冲击模拟。
报告的结尾，“文明之心”用加粗字体标注了一句话：“信息不对称状态下的竞争性发掘与解读，极大概率导致零和博弈、冲突升级与不可控风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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