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在确保安全与主导权的前提下，考虑适时、有限度地提升相关探索的国际能见度与多方参与度，将单边冒险转化为可控的多边科研合作，以降低整体系统性风险。”
陈思源陷入沉思。将坐标区的秘密有限度地国际化？这无疑是一步险棋。但“文明之心”的推演不无道理。当太多贪婪或好奇的目光聚焦于一点时，单方面的封锁和独占，可能会成为众矢之的，反而加速危机的爆发。或许，真正的智慧，不在于独占发现，而在于主导发现的过程、框架和诠释，并以此为契机，重塑文明间在探索未知时的合作模式。
这需要极高的战略定力、精巧的外交手腕和深厚的技术储备。他想起了日内瓦会议上苏瑾独自面对质询的身影，想起了向达在巴黎图书馆里冻僵的手指，想起了百年前无数先辈在困顿中守护文明火种的执着。
规则的裂痕已经出现。旧权杖的光泽正在褪去，新算法的锋芒初露。而隐藏于荒漠与古籍深处的古老回响，正等待着被这个时代重新聆听到。是福是祸，是机遇还是陷阱，取决于执棋者如何在迷雾中落下这下一步。
【历史闪回线】
公元1919年夏，法国巴黎，凡尔赛宫镜厅附近的一间临时办公室。
巴黎和会已近尾声，空气中弥漫着疲惫、失望与浓重的硝烟未尽的气息。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的年轻外交官顾维钧，此刻却毫无倦意。他刚刚经历了一场心力交瘁的较量——就山东问题与日本代表进行激烈辩论，援引国际法、历史条约与中国对协约国的贡献，慷慨陈词，据理力争。他的演讲赢得了不少与会代表的私下同情，但最终，在列强出于各自利益的权衡与妥协下，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条款，还是被写入了几近定稿的《凡尔赛和约》。
此刻，顾维钧面对的，是另一场看似不那么紧迫、却同样关乎国家尊严与文化主权的“小”谈判。谈判对手是法国教育部和卢浮宫的代表，议题是：庚子之变后，流散至法国部分机构与私人手中的中国文物，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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