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干得久，知道货该怎么码，知道新来的工人什么时候会偷懒，也知道领班把进度报得太好看时，应该先去现场数一遍还剩多少箱货。
那一年，日经指数一天一个新高。
休息室里多了一台小电视，午休时大家不看棒球了，开始看财经节目。
有人会在指数上涨时欢呼，也有人拿着报纸算自己昨天又赚了多少。
河野后来买了第二套公寓。
他已经不做配送了，辞职去了房地产会社。临走以前请我喝了一次酒，西装是新买的，手腕上多了一块很亮的表。
“田中大叔，你真的不买吗？”
他还记得我。
“现在不买，以后更买不起。”
我笑了笑，告诉他，我连首付都没有。
他压低声音，说可以介绍认识的信贷会社给我，只要有稳定工作，手续总有办法。
那一瞬间，我又心动了。
我已经欠了很多钱，似乎再欠一点也没什么区别。
而且所有人都在赚钱。
如果整个东京都证明我是错的，一个已经破产过的人还有什么资格坚持？
可我最后还是摇头。
原因一点也不高尚。
我真的借不到钱。
我的名字进过信用记录，工资又长期被债权方扣走。河野认识的信贷会社听完情况以后，很客气地让我回去等消息，然后再也没有联系我。
所以在整个日本都觉得自己会发财的时候，我只能继续搬货。
这件事当时让我非常屈辱。
直到后来，它变成了我这一生最幸运的事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