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年，你在哪儿？”
“他在外头，我在家里伺候公婆。”王翠平把头低了下去，“一直到日本鬼子投降后，好像是1945年9月，他才给了个天津的地址，说是让我去享几天福。”
“你在天津待了多久？”
“四年吧。到1949年8-9月。”
孙德利弹了弹烟灰，指了指那份通报表扬：“那这份表扬上写的‘英勇作战’怎么回事？你一个农村妇女，怎么会用枪？还会打枪？”
她知道这个问题绕不过去。脑子里闪过当年刺杀陆桥山时，她和余则成在天津郊外练枪的情景，于是随口就说，“在天津的时候，余则成教我的。”
“他为什么教你打枪？”
“他说兵荒马乱的，一个女人家得会防身。”王翠平回忆着，眼神有点恍惚，“刚开始我害怕，不敢碰枪。他就带我去郊外，从最简单的开始教。怎么握枪，怎么瞄准，怎么扣扳机。他说，万一哪天他出事了，或者碰上乱兵土匪，我得能保护自己。”
“他一个特务，教你打枪就为了防身？”孙德利语气里带着怀疑，可脸上还是那副平静表情。
王翠平抿了抿嘴，像是下了决心：“他还说……他说他干这行，仇家多。要是哪天仇家找上门，他不在家，我得有自保的本事。还说，要是碰上共产党来抓他，让我拿着枪，能跑就跑。”
这个理由说得通。
孙德利没说话，拿起笔录本翻到前面几页，看了看，又抬眼看了看王翠平。那眼神，像是在核对什么。
“那1950年打土匪的时候，你为什么敢开枪？”他问，语气还是不紧不慢，“按你的说法，你只是个普通农村妇女，被特务丈夫教过几天枪，怎么就敢在实战中开枪？”
王翠平抬起头，眼神里有种被逼到绝境的坦然：“孙科长，那时候土匪都冲到村口了。我们民兵队就几杆老套筒，子弹也不多。我要是再不开枪，土匪就冲进来了。村里有老人，有孩子，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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