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是“用”；后者是原理，是“体”。父亲他们想“用”西洋之技来巩固大清之“体”，而丁惠康隐约觉得，西洋之“技”本身，就源于一个截然不同的、更具活力的“体”。
这个念头让他感到一种深切的孤独，甚至有一丝背叛父辈的愧疚。父亲临终前，握着他的手，说的不是家国大义，而是：“惠康……我办的那些局、厂……根基太浅。人才，要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不能总靠买，靠雇洋匠……”气息微弱，目光却带着深深的遗憾与期望。
他放下镇纸，推开手边的《瀛寰志略》，露出一份香港出版的英文报纸。上面有关于甲午战争的后续评论，分析日本胜利的深层原因，提及了其国民教育体系、科学研究氛围。他的英文阅读能力得益于早年父亲延请的西席。报纸旁边，是几封友人来信。其中一封来自上海，提到京中清流与维新人士活动频繁，有联合上书之议。另一封来自湖南，笔迹陌生，署名“陈三立”，信中客气地询问岭南近况，并提及湘中正筹办学堂，若有新学书籍或仪器渠道，望能互通有无。
陈三立……丁惠康记得这个名字，一位封疆大吏的公子，名声颇佳，务实而不激进。他提笔回信，内容简明扼要，推荐了几本最新的格致、算学译著，并附上两家信誉较好的上海西文书店及科学仪器洋行的地址。对于湖南的“新政”，他未置一词，只祝“事功早成”。他下意识地保持着距离。在他看来，制度变革固然重要，但若没有国民科学素养的普遍提升，没有扎实的实业与科技根基，一切恐怕仍是沙上筑塔。他的战场，在实验室，在药铺，在书斋这一方看似寂静的天地里。
三
礼拜日的午后，丁惠康出现在沙面租界附近一座不甚起眼的基督教堂侧院。这里并非为了礼拜，而是一个小小的“医学交流聚点”。主持者是一位名叫马文森的英国伦敦会医学传教士，年纪约五十许，碧眼温和，能说一口略显生硬但清晰的官话。
房间里有五六个人，除了丁惠康，还有两位华人助手，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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