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提供更充分的风险对冲方案、争取媒体和舆论支持。”
最后复盘投票结果和市场反应。
“28.66%的反对票，创造了历史，但没改变结果。”陈默看着最终的投票数据，“股价上涨12.5%，所有人都赚钱，包括反对者。这传递了什么信号？”
沈清如想了想：“信号是：反对没关系，只要不阻止方案通过，大家都能获利。这可能会削弱后续博弈的严肃性。”
“但换个角度。”陈默说，“这也给了我们更大的操作空间。既然反对不会导致实质性损失，更多机构可能愿意加入反对阵营，表达诉求。反对票比例可能会继续升高。”
“直到某一天，高到足以否决方案？”
“也许。”陈默说，“但否决不是目的。目的是用反对票的比例，来量化流通股东的满意度。满意度低，反对票就高；满意度高，反对票就低。这是一个市场化的反馈机制。”
沈清如眼睛亮了：“对！我们可以把反对票比例，作为一个衡量股改方案质量的指标。比例越高，说明方案越不公平；比例越低，说明方案越受认可。”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可以基于这个指标，开发新的策略。”沈清如思维活跃起来，“比如，提前预判哪些公司的对价方案可能引发高反对票，提前布局。或者，在投票结果公布后，根据反对票比例的高低，决定是继续持有还是获利了结。”
陈默快速记录着这些想法。三一这一战的经验，正在被拆解、分析、重组，转化为更精细的策略模块。
三、模式的局限与进化
中午，两人点了外卖在工作室吃。简单的两菜一汤，但吃得很慢——一边吃，一边继续讨论。
“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沈清如问。她用勺子小口喝着汤，孕期的胃口不稳定，今天还算好。
陈默放下筷子，想了想：“是模式不可持续。”
“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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