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晚上，我们三个人睡在一张床上。孩子在中间，我在左边，索菲亚在右边。孩子睡得很安稳，呼吸很轻。索菲亚也睡着了，呼吸也很轻。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看着天花板上的水渍。那只眼睛还在那里，圆形的，浅黄色的，从楼上漏下来的水渍。它在看我，但它不是塔里那只眼睛。它是温柔的，不会杀人的。它是马瑙斯的雨季留下的痕迹，是这间老房子呼吸的痕迹。
那道疤已经不在了。它在我手上存在了三十四年，从我出生那天起，从我七岁被苹果刀划伤那天起，从我第一次进塔那天起。它刻过“死亡等我”，刻过“死亡等死”，刻过“林深”。它催过我，叫过我，逼过我。它现在不在了，长到了沈鹤亭手上。他替我守，我替他活。他是自由的，我也是。他自由地选择下去，我自由地选择活着。
窗外天快亮了。马瑙斯的天空灰蒙蒙的，分不清是早晨还是阴天。这座城市在亚马逊雨林的心脏里，像一个长在雨林里的肿瘤。它不协调，但活着。街上已经有车了，面包店开门了，有人在走路，有人在等公交。他们不知道雨林深处有一座塔，塔里有七十二具尸体，尸体脸上长着活人的脸。他们不用知道。
那道疤不在了，但它还在。在心里，在梦里，在沈鹤亭的那行字里。他叫我走，走远一点，不用回来。我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