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出考场，天阴了，云层压得很低，远处有雷声。校门口人挤人，李正律从人堆里挤出来，一把抓住他：“对答案。最后那道大题，你第二问得多少？“
“不对答案。“陶爱民说。
“怕什么？“
陶爱民看了他一眼，没答。
怕什么？不怕错。怕的是三十七年前那个从考场里走出来、连哭都不敢哭出声的自己。对答案这种事，是给心里没底的人准备的——他现在心里有了底，底就不需要别人给。
“要下雨了，“他说，“走，回家。“
两人刚出校门，雨点就砸下来了。他们跟一群人挤到供销社的屋檐下躲雨，人堆里有两个粮站的职工，穿着雨衣，靠着门柱抽烟闲聊。
“……下午县里开会说了，今年秋粮议购价要往上放一放。“瘦的那个说。
“放多少？“
“没说死。反正化肥先涨了，粮价不放，农民就真没账算了。“
瘦的那个吐了口烟，又补了一句：“尿素养猪的人家，今年怕是要多卖两圈猪。“
雨声很大，这句话说过去就过去了，没人接茬。屋檐下所有考生都在议论数学最后一道大题。
只有陶爱民站在人群最后面，把这句闲话里的三个词——议购价、化肥、猪——轻轻地记下了。
雨幕里，十八岁的陶爱民眯着眼看这条被浇透的主街。他心里过的已经不是分数了。
分数之后的事，是一件从三百斤稻谷开始的、更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