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看明白了的人，不敢在自己身上赌。“
老人咂了咂嘴，想再劝，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忽然想起外甥小时候，摔了跤从不先哭，先低头看路哪儿不平——那股子劲，原是一直在的，只是如今沉了，落了地。
这话舅舅听来是句实话，可外甥眼里有种他这辈子没见过的东西。老人沉默了半晌，把灭了的烟搁在桌角。他忽然觉得，外甥要散的那三百六十万，其实早就不全是钱了——那是他给自己垒的一道墙，墙里墙外，是两个人。一边是当年那个肯为一户娃的书蹲半夜的后生，一边是将来可能坐在某个位子上、把“再拿一点“说成“规矩“的官。这堵墙，把他想护住的那个人，隔在了干净的那边。老人没再追问——他隐约觉出，外甥那层“够不着的东西“，是连他自己都不肯多碰的，再问，便是逼人揭伤疤。老人这辈子没读过几本书，却认得什么是“护犊子“——外甥这是在拿墙，护住自己里头那个人。外甥没说那层东西到底是什么，老人也不追问——有些重，是只能自己扛的。
“行。“老人最终说，“你走你的。我拦不住，也不拦了。可你记着，将来真到了那一步，别回头怨舅没劝过。“
“不怨。“陶爱民站起来，“舅，你当年借我那四千二，又追加两万，我没忘。这账清了，情清不了。你是我这趟，头一个懂我为什么要散的人——哪怕你嘴上不说。“
煤炉上的红薯熟了，甜香更浓。舅舅起身掀开锅盖，挑了最小的一个，递过来：“尝尝，你小时候最爱这口。“陶爱民接了，没吃，只在手里转了转。红薯还是那个红薯，甜里带点焦苦——像他这辈子要走的路，甜的是能护住的人，苦的是得亲手把到手的东西推开。手里的红薯还带着灶温，他忽然想起小时候跟舅舅去农机站，老人蹲在油泥地里拆一台柴油机，拆开缸体，教他认每一个零件，说：“机器和人一样，哪儿脏了得擦，哪儿松了得紧，糊弄一天，塌的是一辈子。“那时候他嫌油臭，只想着玩，没往心里去。如今隔着这些年回头看，舅舅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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