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想想，为什么禹之后，再没有尧舜？”
林砚手里的笔，顿了一下。
这个问题他在前世读《礼记》时也想过，但从来没听人从这个角度切入过。
周教谕不等学生回答，自己接了下去，声音不紧不慢，像一把刀在磨石上慢慢磨。
“不是禹不想禅让，是禅让的制度根基在禹的时代已经崩了。”
“尧舜之时，天子不过是部落联盟的首领，靠德行服众，没有世袭的根基，到禹的时候，治水成功，九州一统，天子手里有了实实在在的权力。”
“有了权力，就有了私心，这不是禹一个人的问题，是权力本身的重量变了，所以‘天下为公’不是靠一两个圣君就能做到的，它需要一整套制度来约束权力”。
“这就是《礼运》的核心，礼不是用来约束百姓的，是用来约束权力的。”
学堂里的学生纷纷跟着点头，有笔雾龙飞的，有心里默背的，还有几个昏昏欲睡的。
唯独林砚。
他听到这里，眉头皱了皱。
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
前世他读过的西方政治学里讲权力制衡，跟周教谕这番话的内核何其相似。
但周教谕用的是《礼记》的语言，用的是三代之变的逻辑，比现代政治学更朴素也更有力。
他放下笔，开口了，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经过斟酌，“周师，学生有个疑问。”
周教谕抬起头，“林砚，说来听听。”
林砚淡淡开口，“既然礼是用来约束权力的，为什么历代王朝都把礼变成了约束百姓的工具，从汉到唐，礼越来越繁琐，约束的不是天子，是庶民，这岂不是跟《礼运》的本意背道而驰？”
周教谕正要端茶，手在半空中顿了一下，茶盏停在嘴边忘了喝。
他看着林砚，眼神里不再是欣赏，而是某种更深的东西。
这孩子刚才的问题不是在考据，不是在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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